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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岁·凤尾竹的牵挂(报告文学)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王咏华 时间:2021-08-20

开新局主题征文作品之二十五

 

 

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光荣称号。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与李恒英老人一样奋战在救死扶伤医疗卫生工作第一线的“白衣战士”和逆行者。

 

一百岁·凤尾竹的牵挂

——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

王咏华

 

这个公园,比北京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大好几倍。他们的布置也比中央公园布置的好,我们应该参考外国的方法,布置我们的公园。德国公园,多半不买门票,可是我国的公园,没有钱的人就进不去,我很希望管事的人,多发点大慈爱心,让穷人也能享点天然美景良辰的福。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八岁的李桓英随同父亲游览柏林野兽公园后,写下这样的话语。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她便在心里埋下一颗为穷人谋福祉的慈悲种子,种子在心里萌芽,沐阳光,经风雨,终长成一棵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参天大树,让她在病魔面前不畏惧,面对生死磨难不退缩。她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支撑:治病,救人。自利,利他。

 

李桓英教授吃百岁生日蛋糕

 

绚 烂

“她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努力工作到100岁。”

2021年8月17日,北京友谊医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内,桌上摆放着一个十分精致的蛋糕,墙面一行大写的英文“HAPPT BIRTHDAY”,在五彩气球的装扮下,气氛格外温馨。

面色红润、皮肤白皙充满弹性和光泽的李桓英教授,穿着一身深色衣服,胸前别着的党徽格外耀眼。她坐在椅子上,看上去精神矍铄,一直微笑着与大家打招呼。在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声声祝福中,伴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李桓英教授与院领导共同切下了生日蛋糕。李桓英面含微笑地说:

“感谢祖国的培养,能为国人做一点点事,是我的荣幸,我很幸福!”随后,她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教授,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今天,她整整100岁了。

 

一百岁的李桓英教授

 

李桓英在医院领导及同事陪同下度过百岁寿辰

 

五年前,她郑重地提出申请:

“敬爱的党组织:1958年,我先后辞去了世界卫生组织聘任的印度尼西亚、缅甸的亚司和梅毒两种热带病专家的职务;告别了已迁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国。我对投报祖国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我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诚挚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救治麻风事业奋斗终身!请党组织考验我吧!”

如今,100岁高龄的李桓英仍是一名兢兢业业的“上班族”。每天,她都会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上班。她还有一个心愿:什么时候,能再去一次曾经战斗过的云南。她牵挂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破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

目前,我国现存麻风病人不到2000人。“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是李桓英的理想。她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努力工作到100岁。

她,说到,也做到了。

 

入 党

“回国不后悔,一辈子跟麻风病打交道也不后悔,但不入党会后悔。”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入党宣誓仪式,95岁的李桓英教授,身穿白大褂,脖上围着一条大红色羊绒围巾,领头站在数十名新党员前面。只见她先是仔细捋了捋两鬓的白发,又抬手整理下颈间的红围巾,缓缓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略显沙哑苍老却极富穿透力的声音,透露出一股饱含岁月沉淀和历经打磨的坚定。

 

李桓英教授入党宣誓

 

那天,她显得有些激动,饱含深情地说:“第一次戴这条围巾,还是上回去市委党校上党课。我很少穿戴这种鲜艳的颜色。今天,我要言行一致,因为党旗是红色的。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一年后,在研究所肝病中心党员大会上,在鲜红色党旗的映衬下,她如期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在这之前,她已经用去50多年的时间和生命,践行诺言。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面对记者,她一字一句地向组织坦露“心声”: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但不入党会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

老人句句铿锵有力,字字灼心。说出的话语,像凤尾竹在歌唱。

得知李桓英教授入党的消息,一位医院老领导激动地说:“李教授几十年前就该入党了,没想到她等了这么久。”

为什么在耄耋之年申请入党?面对疑问,李桓英态度诚恳,言辞切切:

“我还不合格,但怕来不及。科研追求真理,党也追求真理。”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她,对科研的态度极其严谨,对入党的自我要求也同样严苛。

对于真理的追寻,她,向来是认真的。

 

硕 果

“这个奖是我碰巧‘撞’上的”

入党前夕,恰好正逢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也就是那一刻,95岁高龄的李桓英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或许这个时候,她才稍稍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够格了。

每天清晨,一个苹果加一杯咖啡,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来到办公室,先看看国际上最近的麻风病文献,再指导研究人员做实验,中午累了就在办公桌旁一个简陋的沙发里靠着小憩一会儿。这就是李桓英的工作日常,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李桓英的办公室,是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子,这就是她伏案研读文献的工作场。除了靠门放着一根拐杖和桌上一个玻璃杯是私人物品外,其他空间全被各类资料文件占满,书架下,有几个透明的大整理箱,其中一个箱子,塞满各种证书奖状,被堆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墙上唯一端挂的一个奖状,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翻开她的“功劳薄”,在麻风病的研究和防治领域,为世界做出卓越贡献,荣获4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荣誉。面对如雪花片片的荣誉,这位与麻风病菌打交道数十载,治愈上万麻风病人的老人,低调而内敛,始终保持着一颗淡然的心。

“这个奖是我碰巧‘撞’上的。”

看着墙上的奖状,李桓英笑着说,当年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刚好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最有效的时间里取得了最大的治疗效果。“没有这些机遇,也就没有这个奖。”

2009年,李桓英88岁,7月10日,政府有关部门为刚刚荣获“首都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她举行了一场事迹报告会。北京鑫融剧院,各级领导及首都医务工作者代表、首都群众等近500人参加并聆听。

 

报告会上,北京友谊医院党委领导在介绍李桓英时这样说: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几十年来,李桓英教授费尽心血,竭尽全力。在云、贵、川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村寨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曾经4次遇险(两次翻车、两次翻船),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头部缝过7针。她不仅工作勤奋,还积极介绍、宣传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情况和进展,千方百计争取外援,并将国际组织援助的100多万美元的药品器材和15辆越野车全部分给了云、贵、川三省基层地方县。

 

随后,李桓英的学生翁小满为恩师的事迹作报告。她说,李桓英教授最大的心愿是彻底消灭麻风病,使下一代不会因“麻”致残。2001年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她带领麻风病研究课题组,提出了开展“麻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新目标,希望在麻风病的传播方式、发病机理、检测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李大夫是我事业上的师长,更是我、也应是广大医务工作者永远学习的楷模!

应邀专程出席报告会的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军介绍了李桓英长期深入云南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的事迹。他说,李教授提出的关于扩大联合化疗试点计划得到卫生部的批准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给我省麻风防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在我省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联合化疗试点首先扩大到23个县,于1989年在全省普遍推广。通过联合化疗的实施,促进了我省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步伐,到目前为止,患病率比1980年(5.5/万)下降了93.45%,全省已有41个县达到国家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标准。

最后,李桓英在作报告时激动地说:我要特别感谢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和云南省卫生厅多年来对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指导和支持,感谢友谊医院和热研所30年来始终如一做我的坚强后盾,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个不能创造 经济效益的科室,仍持续给予支持。成绩应该归于党,荣誉应该属于组织。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精力充沛,只要需要,我会一直为送走瘟神而奋斗。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个中国人,我要像一名战士那样,把自己融入到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李桓英和病人在一起

 

在与麻风病抗争这条艰辛的路上,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深怀治病救人的慈悲之心,凭借着技艺精湛的医术,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报告会上,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电视短片,这是为宣扬李桓英的先进事迹而特别制作的,她的事迹感染激励了现场所有人,大家纷纷表示:李桓英的崇高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催人奋进,令人震撼;李桓英的爱国情操、职业精神,令人感动,让人钦佩。

她是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高材生,曾留美并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却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投身医疗事业数十载。

她为攻克麻风病这一医学难关,足迹遍布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镇,屡次遇险,初心不改。

她为进行麻风病早发现的血清学诊断研究,一直战斗在一线前沿,在88岁高龄之际,又再度走进麻风村……

她,荣誉傍身,当之无愧。

                          

战 斗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2007年,中国向世界宣布,经过50多年的努力,终于终结了麻风病时代。

这其中,有艰辛,有坚持,也有危险和苦难……

在全世界实施联合化疗10余年后,原麻风病高流行的国家或地区,新发病例下降缓慢。我国云、贵、川三省,尽管患病率有所下降,但仍占全国半数。“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很多病人因此躲进山沟,贻误了治疗。那时,李桓英十分担忧,她说:“我国每年仍有1500多例麻风病新发病例,其中有近30%的人在发现时已经造成残疾了。”

本世纪以来,云南省新增确诊数占我国年总发现数四分之一。红河州地势山峦起伏,53%为少数民族,多为哈尼族和彝族,居住分散,对发现工作造成极大不便。为促进麻风病早期发现,防止残疾发生,李桓英就是从那时开始,对新确诊麻风患者及密切接触者进行血清学诊断研究。

 

李桓英医生踏着泥泞进入麻风寨

 

2009年2月6日,88岁高龄的李桓英亲自率队再赴云南3县,行程2000多公里,深入到麻风病村现场,挨家挨户给村民体检和抽血,开展调查研究。

这究竟是多少次走进麻风村?老人自己也记不清了。曾经数次翻车、翻船的遇险经历,膝关节膑骨软化手术后需拐杖行走的困难,都没能挡住这位老人的足迹走遍云贵川7个地州、59个县的麻风病高发区。

对此,老人只是朴实而坚定地説:“人就应该带着目标去学习和工作,确定了一个方向,就应该胸有成竹地走下去,无论途中遇到多少困难。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2007年4月,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来自河南的麻风病患者,他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由于延误治疗长达10余年之久,病情已造成不可逆残疾,家中多名患者产生爪形手、垂足等情况。在李桓英教授的带领下,热研所无条件接收了这一家五口患者在京的免费治疗。

一次,这家人来到热研所复诊,李桓英看到患者的手已溃烂感染,得知一家人生活艰难窘迫后,又着急又心疼,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作为生活补助捐给他们。同时还将自己的拐棍送给患者,不断叮嘱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李桓英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1998年,云南勐腊县“麻风寨”。一条小船穿过河流,缓缓停在寨口。船上的李桓英一眼就看见了岸边等候的人。他们曾经是一群麻风病病人,他们正在等候治愈他们的恩人——李桓英到来。

如今,这里不再是“麻风寨”,改叫“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是李桓英亲自取的名字。

77岁的李桓英腿脚麻利儿地抢先踏上岸。

“我们的‘摩雅傣’(医生)来啦!”……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随行队伍,还有人不停地奔走相告。在这里,李桓英是家喻户晓的“摩雅傣”。

休停间隙,李桓英拉过一位一直跟着她的小伙儿:“把鞋脱下来让我我看看。”小伙子默默脱下鞋,露出感染了的脚。

此时,李桓英突然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她把手伸进小伙子的鞋里去触摸,小伙子的脚下意识向后缩却被她紧紧按住。当摸了摸确定鞋内有没有沙子和钉子,李桓英才示意小伙儿再穿上。

这个动作,李桓英每年来回访时都会做。麻风杆菌这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的是皮肤和周围神经,病人的手脚是麻木的。她不厌其烦地教他们学会自我防护,是为了避免皮肤破损、溃烂。

一处傣族竹楼前,主人用芭蕉叶裹了一个饭团递过来,李桓英也不洗手,笑嘻嘻接过来就吃。

众人诧异,李桓英却慢悠悠地说道:“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杆菌可没有子弹厉害。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我现在就能治好它!”

就这样,她深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寨,和病人握手、拥抱。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病人对她有信心,相信医生能够治好这个病。

 

李桓英和云南人民一起载歌载舞

 

有人忍不住问李桓英,“您为患者付出这么多,有没有想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桓英不假思索地摇摇头,“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条件。我这人其实缺点挺多的,说话直,容易得罪人。但我会继续努力!”

正是这一年,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上,中国向世界宣布已基本控制麻风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忍不住赞扬:“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李桓英是做得最好的。”

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病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这个方法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1994年开始,李桓英选择的世界卫生组织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开始向全世界推广。

1990年,当地政府在麻风村举办了泼水节,摘掉了麻风寨的名字,改名为曼南新村。泼水节上,村民给李桓英穿上傣族服装,簇拥着她,他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她,这位把他们从病魔中拯救出来的“大摩雅”(傣语中的“医生”)。

那时,李桓英教授年岁已高,虽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常年战斗在防麻第一线,但她仍然坚持每年到麻风村调研。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我虽已耄耋之年,但仍精力充沛,只要不是工作的累赘,就应该为消除麻风瘟神而奋斗。”

对于麻风病,李桓英采取的态度是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她,不怕吗?李桓英真的不怕。

 

初 涉

李桓英被眼前这一幕深深刺,她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续聘的邀请,从美国辗转回国的初衷……

李桓英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是在1970年。当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的她,随单位下放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那时,麻风病患者被视为魔鬼,不仅少被救治,有些病人甚至被活活烧死或者直接活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有近40万同胞饱受着麻风病的折磨。由于缺乏有效治疗方法,最人道的做法,就是将麻风病人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任其自生自灭。

麻风病人鼻塌眼盲的惨状,像一根根针扎在心尖上。李桓英被眼前这一幕深深刺痛,她不禁回想起自己十多年前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续聘的邀请,从美国辗转回国,当时的初衷,不正是帮助祖国同胞,遏制因贫穷导致疾病蔓延。那一刻,她冒出一个念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攻克麻风病?

她终于等到一个机遇,新中国,在下大力度消灭和控制流行病,一些社会性因素造成的疾病被首次控制住,甚至基本消失,李桓英意识到:有了这些病种的防治经验在先,像麻风病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在中国,不是不可攻克的!

李桓英医生遍访麻风村

 

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那一年她57岁,决心攻克麻风病,并正式确立了麻风病防治的科研道路,从那之后,让大家闻风丧胆的麻风病便一直伴随她余下的工作生涯。

在参加“WHO麻风治疗和免疫科学工作”会议上,李桓英与世界同行们首次认识了“短程联合化疗”的概念,并得知世卫组织每年都有向申请国家提供援助的计划。回国后,她立即提醒相关部门申请该项目,并将该疗法引入国内,积极着手麻防试点研究。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

在头绪繁杂的工作中,她敏锐地找到建立现场研究场所的突破性入口。她选择了云南,那里曾经是接纳她学习的抗战大后方,正是麻风病猖獗的地方。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和勐腊县,有数个由麻风病人汇聚而成的自然村寨,被称为“麻风村”,人们谈麻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李桓英看来,这里恰好是主战场,世卫组织提供的药物和治疗方案还在探索阶段,从世界范围来讲,中国的麻风防治工作,是先遣部队打响的第一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桓英带领着工作小组,带着申请来的免费药品,走进千山万壑的大小村寨,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麻风村地处偏僻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在罗梭河对岸,需要坐车绕过崎岖的群山,再乘坐渡船方能到达。

1979年,李桓英辗转反侧,踏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来到这个传说中与世隔绝孤独的村庄。每天早上6点,62岁的李桓英要走十公里山路,渡过一条河进入麻风寨。挨家挨户寻找麻风病人,劝说他们服药,为他们治疗。

村庄,更像电影里恐怖片现场。有人因感染严重,失去了手指头,脚指头,甚至是没有了下肢。病人看起来,像是恐怖片里走出来的人儿,没有一个有着正常的长相。她想在这里推行联合治疗法,但一腔热情却遭遇村民冰山般的冷漠。

李桓英得知:之前,有医疗队来到村寨都是全副武装,不敢跟病人接触。就连发药这么简单的事情,医护人员甚至都是拿一根长棍,小心翼翼将药传给病人,医护人员眼里流露出的恐惧,让村民倍感孤立和歧视。

李桓英组织医护人员在村里搭棚治疗。为了取得村民的支持,她和村民同吃同住,平起平坐……她不穿隔离衣,和病人握手,拥抱……为详细了解病情,她毫无顾忌地触摸病人的皮肤……她的这些“大胆”行为,一次次让旁人跌破眼镜。一位同行的医务人员戴着口罩,被她当场狠狠训斥,并责令摘掉。她不是鲁莽,而是清楚,麻风病在短时间内不会传染,传染率也不高。

在李桓英极富耐心的接触和安抚下,村民开始信任这位医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渴望。

很快,李桓英意识到一个问题:采用世卫组织提供的药品治疗,需要六七年时间,用时太长!经过反复研究,李桓英决定开展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

在勐腊县试点,为了实验的规范性以及日后复查追踪,李桓英严格要求实验人员,进行细致的客观检测和记录。一份47例病人的病案,严格记录了每天每次的服药情况,持续了整整27个月。后来,每一位见到如此细致完整病案记录的工作人员都被深深震撼。期间,因为发生过不良药物反应,导致很多病人质疑而弃药。李桓英干脆就住在病人家里,一遍遍讲解、耐心劝导他们继续服药,3个月后,病人皮损面消减,恢复正常。

李桓英又跑遍各级皮防站,亲自教授防治人员试点成功方案。两年后,作为试点的勐腊县,麻风病人全部被治愈。最终,这种疗法使全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为0.03%,远远低于世卫组织制定的1%的标准。

1994年,短程联合化疗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用以治疗麻风病。在现场防治同时,她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数据翔实的指导性论文,她的短程疗法被多国推广,医治了世界上更多的病人。

再进一步,要想弄清麻风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必须通过基因分型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链,因此,李桓英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

1989年,在去四川西昌的路上,在翻越雪山时,李桓英乘坐的汽车轮子突然打滑,连人带车打着滚掉进十几米深的山沟里,翻滚的过程中,她从汽车里飞了出去。当苏醒过来,看到皑皑白雪上,一大片殷红的鲜血,一阵阵剧痛传便全身,李桓英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那次,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身体的伤痛没有将她压垮,很快,她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继续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事后,她还打趣说:“还好脸没破。”

她代表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云贵川三省五年合作防治麻风病规划”。从1985年起,李桓英便开始给云贵川三省的省、州、县麻防人员办学习班,每个班40人。迄今,已有数千人次接受过她的培训。

她,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到麻风病研治领域,还带动更多医护工作者参与到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中,不断散发着光和热。

 

使 命

李桓英的简单通透,不仅体现在超越功利的淡然和选择,还体现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执著追求上,麻风病防治事业,李桓英一直将此作为自己的使命。

1921年,李桓英在北京出生,1939年考取同济大学医学院。战乱时期,人们欲求自安而不得。经过数度辗转,同济大学师生终于在李庄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艰苦的环境,让师生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夜以继日学习,文化抗战,是他们参与抗战的独特方式。对李桓英来说,青年时代在云贵川山区行走的经历,让她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贫困,尤其是在战争威胁下,无着落的穷人生活,让她心里一直隐隐作痛。

这种特殊的经历,成为李桓英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在见识了人间的苦难和贫穷后,她渐渐具备了宏阔的视野,准确的判断能力。

 

年少时的李桓英和家人在一起

 

若说第一次学业选择一半是出于母亲的意愿,第二次的专业选择则完全是自己的决定。在接触的专业中,只有细菌学最依托数据,更接近纯科学。当有了这个决定,她也便瞄准了这个专业的世界顶尖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通过个人努力,李桓英顺利考入攻读硕士。

1948年,在中国和巴西的倡议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1950年夏季,带着科研热情和老师特纳的信任,李桓英以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奔赴印尼开展雅司病防治工作。4年后,又被派到缅甸从事梅毒血清学诊断,在那工作3年。前后7年时间,她与当地专家一起,制定了更为准确的诊断方法、更周详的施药方案,也锻炼出因地制宜的工作能力。然而,当合同到期世卫组织提出续签时,她却拒绝了,她想去挑战更棘手的领域,尤其是不治之症。 放弃优厚待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想回到祖国。

在这之前,李桓英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赴美国定居,按照父母的意愿,当然是希望女儿能长久相伴。那时她正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选择生活地的问题还不突出,可是,在东南亚工作的7年中,她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回到祖国。一直以来,她总感觉自己和祖国之间总像有一层隔阂,有时感觉近在咫尺,有时又感觉远在天涯。去美国留学前,她持有民国护照,不能合法入境中国。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直到世卫组织征求她意见是续聘还是进修,李桓英看到转机,她立即拒绝续聘,申请去伦敦大学进修一年,在英国更换了护照和签证。1958年6月结业之后,借道欧洲和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入境中国,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

每当回忆起这些,李桓英总说:“国内生活确实艰苦,可苦的不止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我回国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当时的国际环境,她内心十分清楚,那次选择,意味着可能与父母再也不能相见。但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亚非国家流行病频发多与贫困落后相关,中国也如此,求学工作多年,祖国正在新生,正在努力摆脱贫困,自己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中国。

回国后,她被外国专家局分配到中央皮研所,在那,逐渐开启麻风病防治的征程。

在苦难中挣扎思考,看到最迫切的问题。时代赋予人之重任,激起心中的爱国之情,满怀赤子之心,回应时代之问,填补时代之需,创造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辉煌。这,是李桓英一生的写照,也是一代科学工作者的使命缩影。

每年,李桓英基金会都会输送很多中青年医学骨干出国学习最新的医疗知识。一个百年过去了,下一个百年,将不断有人奔赴医疗战线的前沿战场,接过李桓英手中的接力棒。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伤,为人民的生命保驾护航。

民国十八年(1919年)八月十三日,八岁的李桓英在父亲的陪同下游览了柏林野兽公园记,之后写下一篇游记,游记中她这样写到:

今天是德国共和国成立宪法纪念日,又是礼拜,我同爸爸上午九时,到野兽公园……公园之内,有一条运河很长,可以行船,能通到外省大河……我还看到皇后维廉的牡丹园,园内华丽的很,牡丹种类颇多,还有二个荷花池,现在已成公共地方。这个公园,比北京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大好几倍。他们的布置也比中央公园布置的好,我们应该参考外国的方法,布置我们的公园。德国公园,多半不买门票,可是我国的公园,没有钱的人就进不去,我很希望管事的人,多发点大慈爱心,让穷人也能享点天然美景良辰的福。

这篇文章被当时的新晨报第59期副刊刊发,几个月后,报纸又刊发了她另一篇名为“德国新年”的文章,文章写到: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我随父母到一个德国家庭,共祝新年,德国家庭皆买松树(圣诞树)放在桌上,树上挂有蜡烛银球玩物等……很是好看。到了夜间,大家坐在松树旁喝红酒,再到夜间十二时新年开始,大家在马路上喊叫,庆贺新年!庆贺新年!并放炮及放花,十二时以后,大家在街上取笑唱歌。环城火车终夜不断,真是有趣!我在德国过年,中外风俗虽然不同,可是庆祝新年的心里,是大同小异的。

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小小年纪的她就敏感地意识到:中外虽有不同,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相同的。世间虽有贫富之差,但人们对生命的希翼和渴望是相同的。她心里,一直住着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到云南,看看那些被她治愈的人,耳边,总能听到凤尾竹的歌唱,她总有一种感觉,那里的凤尾竹在召唤着她。

注:本文撰写过程得到多位老师支持帮助,感谢孙庆芳老师提供老人儿时素材;感谢非遗传承人庞献坡老师书写“寿”字为老人贺寿;感谢袁联潮老师协助核实稿件涉及数据和内容并提供图片。另由于老人年岁已高,为减少对她的叨扰,本文部分素材参考了先期采访资料,在此一并致谢。仅以此文,献给和李桓英老人一样,奋战在救死扶伤医疗一线的“白衣战士”逆行者,感谢您们,守护着人类的生命。

2021年8月1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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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局主题征文通知

 

责任编辑:张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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