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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作能不能教与学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王安忆 时间:2021-10-09

小说六讲

小说课堂(选读)

王安忆

关于小说写作能不能教与学的问题,争论一直很热烈,主张不可能的意见可说占压倒性多数。我曾经和一位法国女作家对谈,她是法国许多重要文学奖项的评委,在大学里教授欧洲文学,她就属于反对派。理由是,她说,能够进入教育范围的科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学习和训练,而写作却是在这两项之外,它的特质是想象力,想象力是无从学习和训练的。我说,可是现在许多学府,尤其美国,却设置创意写作的课程和学位,那又如何解释?于是,她拉长声调,以一种特别轻蔑的口气说:“美——国——”美国是一个后天形成的民族,是新大陆上的新人类,相信没有什么事是人力不可为,任何事物都可能纳入工业化系统复制生产,如好莱坞、迪士尼、麦当劳,包括创意写作,占全世界学科学位课程百分之九十以上,也确实出来许多作家,我们熟悉的哈金,严歌苓,印度裔女作家、获普利策小说奖的茱帕·拉希里;即便是写作教育初起的欧洲,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课程也出了一位出名的学生,就是《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据说从此报考人数激增,学费也因此提高。看起来,创意写作的教育大有发展的趋向。当然,我本人也认为写作从教育中得益有限,决定性的因素是天赋的特质。方才提及的这些人,即便不读学位,也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作家,其中还有命运的成分。但是,在个人努力的那一部分里,教育多少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们的创意写作课程,做的就是这部分里的事情。经过几年写作教学的实践,不能说总结出什么规律,只是一点点心得,今天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也趁此机会,做一个回顾。

01

写作实践课

写小说门槛不高,识字就可一试,尤其现在有了网络,任何写作都可以公之于众,无须经过编辑出版的审读,决定哪一些是合格,哪一些则不太合格,标准就在涣散。问题是,谁都可以写作和发表,那么谁来阅读呢?阅读在自行选择着对象,制约着写作的标准。所以,标准还在,潜在宽泛的表面底下,比较由编辑所代表和掌握的权限,其实更困难于检验真伪,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写作者面对的挑战也更严峻了。前一讲是说文字的艰深,这一讲呢,又似乎是说文字的浅显,这确实是挺让人迷惑的,小说使用的材料,浅显到日常通用。记得许多年前,听诗人顾城演讲,他说我们的语言就像钞票,发行过量,且在流通中变得又旧又脏,所以,他企图创造新的语言。

我想,即便可能创造新的语言,也是诗人的特权,因为诗是一种不真实的语言,没有人会像诗那样说话,而小说却必须说人话。以这样普遍性的材料,却要创造特殊性,从旧世界生出新世界,可是,小说的乐趣也在这里。我想,凡写小说的人,大约都有一种特质,就是喜欢生活,能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就是说懂得生活的美学。大约就因为此,而对生活不满意,怀有更高的期望,期望生活不只是现在的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有更高的原则。这样的悖论既是小说写作者的困境,同时激发热情,用你我他都认识的文字,写一个超出你我他认识的存在。我喜欢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就是喜欢这个——“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清代大师王国维对元曲的文章甚是推崇,仿佛“宾白”,就是说话,“述事则如其口出者”,还敢用“俗语”作“衬词”——“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我们小说要做的也是同样,用俗语写出诗。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教课,课程的名称为“小说写作实践”,时长为一学期,总计十六周,每周三个课时。课程主要为课堂导修,即工作坊,大约占三分之二比例。工作坊合适的总人数在七到八名学生,这样每个同学分配到的时间比较充裕,课程中大约可完成一份作业。但是我们的学生人数通常在十五名,甚至更多,十六、十七,甚而至于十八名,所以只能分组,两周或者三周一轮,而同学们大多立意宏大,所以,课堂上的作业就不能要求完成。我只是尽量使他们体验小说的进程:如何开头,设定动机,再如何发展,向目标前进—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也可能就此放下,但希望他们能从中得益,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这一部分的训练——我又想起那位法国女作家所说,写作无法训练,我很同意,很可能,课堂上的训练他们永远不会用于未来的写作实践,假如他们真的成为一个作家,写作的路径千变万化,无法总结规律,很难举一反三。但是,有一次无用的经验也无妨,至少,有这一次仅仅一次,有所体验。工作坊我是给范围的,类似命题作文。这些题目不一定适合每个学生,曾经就有同学跟我说:“王老师,你给出的背景条件和我自身经验不符,我很难想象故事和人物。”我说:“这一回你必须服从我的规定,就像绘画学习的素描课,你就要画我制定的石膏。”

事实上,在规定范围内更容易想象,因为有现成的条件,例如,在工作坊的同时,我还让他们做些其他训练。方才说了,我们的学生人数多,面对面导修的时间减少,作业量也相应降低,不能让他们闲着,就要多布置作业。我曾经让同学们阅读美国桑顿·怀尔德的剧本《我们的小镇》,让他们每人认领一个人物。这个剧本是个群戏,人物很多,且是在同一个小镇活动,社会环境比较单纯。他们每人认领其中一个人物,然后为这个人物写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是前史,也可以是后续,总之是一段生平。令我惊讶,他们都写得很好,这些距离他们生活遥远的人物,本应该限制了想象,但却活灵活现,生动极了。因此,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可让他们有所依凭。设计条件不仅需要想象力,还需要生活阅历,更需要学习如何调动自己的经验。当然,许多人认为,写作不是靠学习完成的,但是从广义上说,什么又不是学习呢?

怎样给同学命题?具体说,是给一个空间,犹如戏剧的舞台。在进入课堂之前,我指定他们去某一个地方,如田子坊。在上海旅游指南上,你们也许都看见过田子坊的名字,是位于上海中心城区里的大型里弄,直弄和横弄纵横相交,几乎占有一整个街区。上海的弄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阶级的分层:越小型的,阶层越高;越大型,甚至从主弄派生支弄,支弄再派生支弄,逶迤蔓延,房屋的等级和居民的阶层就越低。田子坊正好在高端和低端中间,是中等市民的住所,可谓典型的市井人家。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工业从低点起步,上海开出大量集体所有制工厂,以补充计划经济,厂房就设在里弄民居,有手工作坊式的,也有小型的机械化,坊间称作“工场间”。其时,田子坊里就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工场间,不要小看这些弄堂小厂,上海受到全国青睐的日用产品就来自它们,有一些甚至获得国际金奖、银奖,为冷战时期中国工业产值提供了积累。“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所有制多元化,这些小厂终因条件有限不利于生存,有的合并,有的转让,有的关闭,还有的在郊区扩展规模开设大厂,田子坊里的厂房逐渐清空,闲置下来。事情大约是画家陈逸飞开始的,他在田子坊租赁一间工场做工作室。可能是同时,摄影家尔东强也到田子坊开工作室,再接着,艺术家们相继而至,把空置的厂房全占用了。然后,居民们捕捉到商机,将自家的住房开辟店铺,餐饮、服装、礼品,因是弄堂居住的格局,所以店铺都是一小间一小间,亭子间里一爿,灶披间里一爿,天井搭了顶棚,阁楼上又一爿,因地制宜反成风格。

所以田子坊的形成和新天地不一样——新天地是由政府引进资本建设的,只不过利用弄堂房屋的概念,实际上是推倒旧居,平地而起;田子坊则是自发,在民宅的格式里逐渐形成至今还有居民在里面生活。这个区域的成分就非常丰富,是商圈,又是创业园区,同时还是民居,而在弄内外墙上,可见得铜牌上记载着1958年工厂的名字,见证着那一段历史。

我和同学说:你们到田子坊实地走访一下,咖啡馆坐一坐,可以跟店家、住户聊天,也可以在网上搜集数据,然后写一个小说的开头。这个小说可以是在过往的田子坊里发生,也可以是现在的田子坊,可以是过客的故事,也可以是历史的故事,总之,就是和田子坊有关。什么叫开头?就是必要有条件往下发展,这条件包含事情推进的动力和可能性,不是立刻结束,所以就要有一个稍大规模的计划设定。这便是我给出的命题之一。

03

世事洞察皆文章

同学都很喜欢写作,能够考取我们硕士,无疑具有一定的行文基础,描述人和事也很生动。他们最擅长叙述自己的情绪,多少也是被时下风气所影响——网上的博文、受报章出版鼓励的青春写作,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字,结果却奇怪地彼此相像,趋于同质化。而到了课堂,面对虚构的叙述,描绘他者的生活,却都觉得下笔困难。我很注重开头,因开头决定写什么,同时还要决定如何写下去,它带有布局的意义。好的开头是有前瞻性的,给将来的发展铺平道路,可继往开来。例如说鲁迅故居一题,有个女生的开头很有意思,她写鲁迅生下海婴以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鲁迅和许广平生下海婴后,鲁迅包办婚姻的妻子朱氏在书信里多次要求看看海婴,但终于没有成行。这个女生就设想朱氏来到了他们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很让人兴奋的假设,它很能够调动我们的日常经验。这一类的故事似乎没有时间性,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哪个人群都会发生,而各种情节常演常新,结局也常有意外之处。尤其是,鲁迅和许广平,还有朱氏,是这样新式的旧式关系,以一种绥靖的方式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朱氏这一上门,默许就变成明示,可谓新旧文化大对决。

写这个开头的女生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很年轻,也很单纯,无论心智还是阅历远不够补充情节和细节,将她的假设扩展。于是,故事走向罗曼蒂克的三人行,尖锐的现实感消失了,事情有些进行不下去了。往往这样,很多同学在开头之后就丧失了信心,要求放弃,重新来一个。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写作就是要克服困难,才能进深。重新开始似乎生出新的希望,事实上,很可能还是难以为继。因为实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换一个场景,又卷土重来。但是,她的设想太有挑战性了,不仅是她,包括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三个人加上海婴将构成什么样的家庭格局。我们大家都热情地参加到讨论里。其时,有一个女生提出建议,在我看来,她的建议是讨论中最有价值的。这个女生不是应届报考的,而是在职生,已经结婚生子,年龄稍长于同班同学,她家在农村,自小生活在族亲伦理之中。她想象朱氏来到以后,鲁迅的家庭结构是这样的:朱氏更像是许广平的婆婆,海婴则像是孙辈。她的生活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画面,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于是,故事可以发展了。所以写作和自身的经验很有关系,也许真没有神童这一说,不存在文学神童。这四个人的关系规定妥了,就可以考虑彼此间的互动方式,继而讨论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不在一桌吃饭?萧军、萧红来了,朱氏会不会出面接待?他们说话聊天,朱氏会不会插嘴?如果去除“封建婚姻”的标签,她未必是那样无味的人。鲁迅去世后,学生到北京阻止她卖书,说是大先生的“遗产”,她回答,我也是大先生的“遗产”,你们怎么安置我?话里颇有大先生的机锋呢!

 

文学创作的开始(选读)

王安忆

01

文学创作的开始

80年代,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学习,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张抗抗、贾平凹等。当时贾平凹已是成熟的作家,就没有来,名额给了另一个也是写作经验成熟的作家,他也没来,于是文学讲习所多了一个名额。宿舍是四人一间房,但只有三名女生,所以这个名额就指定是女生。讲习所最后决定把这个名额优惠给上海,因上海这个大城市只有一名学员,就是竹林,当时已经写了长篇《生活的路》,影响很大。这个名额落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说明当时年轻作者都是儿童文学出身。出版社推荐了三个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文学讲习所特别强调是给写作者提供文学补习,所以不建议高校学生参加讲习所,这是一个补救的方法,给没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补一课。上海推荐的那两个女孩子其时都在读大学,所以这名额就给了我。我只写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还有几篇谁都没看过的散文,可是机会落到我头上,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幸运。尤其是后来又多出一个名额,就近落在北京,来的是一名女生,我们又搬进一间五人宿舍。老师们都说悬得很,要是她比我先到,就没有我的事了。

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成人小说,名叫《雨,沙沙沙》。《雨,沙沙沙》以现在的文学归类概念,可算是青春小说,故事讲述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经历了插队落户回到城市,和我经历非常接近。她面临爱情问题,选择怎样的爱人和生活,这是很普遍的青春问题。她向往爱情和未来,不知道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然后,在一个雨天遭遇一个偶然的邂逅,于是模糊的向往呈现出轮廓,就是“雨,沙沙沙”。开始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觉得我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才得到学习的名额——我母亲是60年代崛起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茹志鹃,代表作《百合花》几十年都收在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对我别有看法。《雨,沙沙沙》这篇小说出来,大家都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的时候,写作还延续着长期形成的一种公式,题材和母题,都是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以此观念看,《雨,沙沙沙》就显得暧昧了,这个女孩的问题似乎游离于整个社会思潮之外,非常有个人性,所以大家都觉得新奇。那个时代社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现在许多理所当然的常识,当时却要经过怀疑、思考、理论和实践才能得到,叫作“突破禁区”。今天的常识,就是那些年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得到的。当时有个同学说《雨,沙沙沙》像日本的私小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私小说,后来才知道是类型小说的一种,写个人私密生活。我非常欢迎同学给我的小说这么命名,对当时以公共思想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来说,“私”这个字的出现,是带有革命性的。

《雨,沙沙沙》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标志,主角雯雯就像是我的化身,一个怀着青春困惑的女性,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难题和挑战。她对社会没有太大的承担,对时代也不发一言,她只面向内在的自我。这小说刚出来时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那时的小说潮流是以《乔厂长上任记》《在小河那边》为主体,承担着历史现实批判、未来中国想象的任务,有着宏大的叙事风气。我这个带有私小说色彩的小人物出现,一方面大家觉得她很可爱,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和中国主流文化、话语系统不一样,也有点生疑。总之,引起了关注。就这样,我虚构的这一个在文学主流之外的女孩子“雯雯”,忽然受到众多评论家的注意。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叫曾镇南,当时谁能够得到他的评论都是不得了的。他写了一篇评论,并发表在重要的评论杂志《读书》上,题目叫《秀出于林》。后来又有上海的年轻评论者程德培,写了第二篇,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直接就叫《雯雯的情绪天地》。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的命名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雯雯”这个人物,一个是“情绪”两个字,意味着一种内向型的写作。事情的开端很引人注目,可是接下去就不好办了,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很简单,不够用于我这样积极大量的写作。外部的经验比较单薄,我就走向内部,就是评论家程德培所说的“雯雯的情绪天地”,我就写情绪,可没有经验的支持,内部生活也会变得贫乏。

我的生活经验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浅最平凡的。像莫言,他经历过剧烈的人生跌宕起伏,从乡村到军队再到城市,生活面很广。而我基本上是并行线的:没有完整的校园生活;有短暂的农村插队落户经历,作为知青,又难以真正认识农村;在一个地区级歌舞团,总共六年,未及积累起人生经验又回到上海城市;再到《儿童时代》做编辑,编辑的工作多少有些悬浮于实体性的生活;再接着写作,就只能够消费经验,而不能收获。有时候我听同辈那些作家,尤其来自农村的,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时,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怎么会那么有色彩,那么传奇,那么有故事?城市的生活是很没有色彩的,空间和时间都是间离的。我虽然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可是因为苦闷和怨愤,农村的生活在我看来是非常灰暗的,毫无意趣可言。回想起来,其实我是糟蹋了自己的经验。

记得我在农村时,母亲写信给我,说我应该写日记,好好注意周围的人和事,可以使生活变得有乐趣,可我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都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他。这是一个大损失,我忽略了生活,仅只这一点可怜的社会经验,也被屏蔽了,这时候,便发现写作材料严重匮乏。等到把雯雯的故事写完,我好像把自己的小情小绪都掏尽了,就面临着不知道写什么好的感觉,可写作的欲望已经被鼓舞起来,特别强烈,写什么呢?就试图写一些离自己人生有距离的故事。

02

写作与个人经历的距离

开始写与自己人生经历有点距离的故事,我的文学创作似乎又继续顺利地滑行,取得了一些奖项、好评和注意。其中有获得全国奖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本次列车终点》讲述青年陈信终于完成夙愿,从乡下回到上海建立新生活,却发现上海并非想象中那么完美,在上海生活并不容易。他努力争取回到一直想念的上海,以为可以将断裂的生活接续上来,可是那个断裂处横亘在他的人生里,使他失去归宿感。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和我有距离的故事,因为我写的是一个男性,他的生活状态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回头再看,这故事还是有我的个人经验。我离开八年再回到上海,以为一切皆好,事实上却感到失落。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城市找回原来失去的东西,但时间流走了,失去的依然失去,你再也找不到,就像刻舟求剑,你再也找不到你的剑了。就是这么一个心情,还是和我个人有关系。当时我确实在努力寻找一些和我有距离的故事,企图扩大自己的题材面,但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是在自己的经验范围里。小说里的男主角“陈信”不是我,又是我,他一定是和我靠得最近的人,如果我不理解他,不同情他,那为什么要去写他呢?同时,他又和我存在着距离,这距离可让我看得清楚。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中国著名京剧大师、男旦梅兰芳,他是一个男性,身在其外,懂得女性要怎样才有吸引力,所以演得比女人还像女人。可能有时候作者必须与小说里的人物保持一些距离,如果没有距离,就看不清楚他,或者会过于同情和沉醉,那就变成一种自赏自恋。所以说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你要和他痛痒相关,另一方面又要对他有清醒的认识。

当我写《本次列车终点》的时候,题材上已经落后了。我写的是知青生活,可是从时间上来说,我已经错过了知青文学这班车,知青文学浪潮已经过去。80年代真是不得了,时间急骤地进行,先是伤痕文学,然后是知青文学、“右派”文学,然后又是反思文学,波涛迭起,后浪推前浪。知青文学早已经遥遥领先,壮烈激情,感天动地。时间上说,已经是在尾声。内容上,且不在批判的大趋势里,而是好像有点反动,写一个知青终于回到城市,面对新生活的困顿,怀念起旧生活,而这恰巧是知青文学所控诉的对象,于是又不能纳入知青文学思潮的主流。所以评论者给我定位时也感觉蛮犹豫的,他们把我定到知青文学里,因为我是知青的身份,但最安全是把我定在女性作者,这是肯定不会有误的。

另一篇得到全国奖的是中篇小说《流逝》。《流逝》写的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我邻居家的故事。从这点来说,就和我也有关系。故事写一个资产者家庭的女性,在“文革”时经历了非常艰苦的生活,由昔日的少奶奶变成持家的主妇。“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财产失而复得,家庭秩序回复常态,但她在艰困生活中的主动性和价值感却消失殆尽,又回到传统中的附属地位。这故事虽不是我个人的经验,但也包含了我的一些心情:我们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如果那些岁月不给你留下一点遗产的话,你的人生不是白费了吗?写这小说时,我以为那是我经验以外的故事,等到成熟以后回过头看,故事的情绪还是和自己的经验有点关系。

如果你们将来要写小说,要注意一个事实,新人一定会得到好多好评的,大部分人对新人是很宽容的,会对你说很多好听的话。但当过了新人阶段后,你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这段时间一定要冷静。我的作品得到更多人注意后,对我的批评也开始多起来,这些批评可能更客观,标准也更高。无论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它都是在帮助你,帮助你形成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批评说我好的地方是从主观世界走进了客观世界,说不好的也是这个,认为我放弃了自我。当时确实也很苦恼,你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才好,但可以写作的欲望是这样强烈,无论多么茫然,还是要写下去。

 

责任编辑:张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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